敏敏妈妈扯着敏敏的头发往墙上甩,甩完之后又打她巴掌。她经常因为各种小事被妈妈扇巴掌,爸爸就在旁边看,那时他俩在闹离婚,他知道妻子是故意打给自己看,但一句话不说。12岁的敏敏休学了,一休就是四年。
吴用从两岁多开始就奔波于各种培训班和补习班,没有周末和周日。如愿考上北京最好的高中后,妈妈为了他能进入实验班,在他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都频频发出警戒信号的情况下,依然没有放弃补习,直至最后他被诊断出来有心境障碍倾向而休学。
“花臂少年”生下来就被妈妈抛弃,爸爸和爷爷一直在外打工,只能跟着奶奶。13岁奶奶去世后,他就辍学了,后来出现精神分裂症状。爷爷坚持中断他的治疗,觉得安排相亲是解决孙子问题的最佳答案。
从2022年开始,作家梁鸿把写作对象投向那些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、休学在家的孩子,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,用了三年时间,在超大型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县城和农村之间做调查,走进家庭、学校、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,倾听孩子、家长的创伤和想法,以及专业人士的观察和思考,完成了非虚构写作《要有光》。梁鸿试图追问一个本质性的问题:什么是爱?我们该如何去爱?到底是什么让孩子“生病”了?

妈妈就是儿子痛苦的来源之一
“这本书的写作和我以前写梁庄系列一样,都是基于我强烈的内在冲突,想表达,而不是说我看这个主题很好。”梁鸿说,她儿子2005年出生,她从2008年开始写《中国在梁庄》,到2021年写完“梁庄三部曲”的最后一部《梁庄十年》,儿子也转眼长成少年。
梁鸿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,母爱的缺失成为她永远无法弥补的人生缺憾,自己做母亲后,对儿子各种呵护和关爱。但是,随着儿子逐渐长大,母子之间冲突增加。和很多家长一样,梁鸿也看了不少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书,学心理学,试图减少与儿子的矛盾,但是儿子不断爆发出牵扯母亲情绪的力量,一轮轮情感消耗后,她变得消沉、压抑和焦虑。
2022年,旅居特拉维夫的梁鸿去参观耶路撒冷哭墙。她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把额头顶在古老的石墙上,默默地诉说内心,好多人泪流满面,好像要把内心最深沉的痛苦倾倒出来。梁鸿也用额头轻触石墙,当她靠近哭墙上历经千百年沧桑而变得粗砺的颗粒时,额头感到一阵疼痛,也就是在那一瞬间,她脑海里浮现出儿子倔强孤独的身影。“他的精神如此痛苦,找不到通道,他四面都是墙壁,无处可去。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。”梁鸿瞬间流下眼泪,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不是不了解儿子,而是自己可能就是儿子痛苦的来源之一。
回国后,梁鸿和身边朋友聊天,一聊才发现,很多孩子有各种各样的“问题”,还有些她认识的孩子竟然已经在家休学了一两年,只是家长从不主动说起,似乎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回避着某些话题。梁鸿又上网查信息,看到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说:“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%,50%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。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,社会亟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。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%~20%,接近于成人。”数据冷冰冰,梁鸿看了却触目惊心,她意识到,自己的痛苦更是社会问题。
随后,梁鸿在网上发布了一条信息,希望有青少年跟她讲讲自己的心理问题故事。消息发布后,只有一个高中女生回应,她就是雅雅,原先学习成绩非常好,但是读高中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,精神就崩溃了。经历过休学又复学,雅雅告诉梁鸿,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,“如果别人能从我的故事里有所收获,那么,我会非常开心,也能因此获得信心”。
梁鸿被打动了,她收拾好洗漱用品,背着书包就去了雅雅所在的城市滨海。她在滨海前后待了20多天,还认识了心理咨询师阿叔,以及在阿叔开的补习班上课的敏敏等人,他们的经历和讲述,构成《要有光》的第一部分。
她混着私人情绪打我
雅雅从幼儿园开始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虽然妈妈向她强调,对她的成绩没有要求,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,但敏感的雅雅发现,别人夸自己时妈妈掩饰不住一脸骄傲,雅雅很高兴自己能让妈妈骄傲,因此她对自己提高要求,不允许自己考差,不允许自己不受关注。雅雅考上滨海最好的高中,学习在文科班一度班级第一,但是内心依然紧张焦虑,最后发展到无法出门。休学后,雅雅有一次和妈妈发生矛盾,她冲进厨房拿起一把刀乱舞,被妈妈的朋友打120,用绑带绑上送去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。
雅雅告诉梁鸿,她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出现心理问题后,爸爸甚至还跪在地上向她磕头,叫她快点好。她和妈妈争吵时,爸爸也感到很绝望,他的应对措施就是自己躲出去,在街上散步,不回家。
在滨海,梁鸿见到敏敏,那时敏敏16岁,已经休学了三年,当时想重新考高中,重新回到社会,就在阿叔的补习班学习。梁鸿经常和敏敏聊天、吃饭,去海边散步,时间久了,敏敏就跟梁鸿讲了她的故事。
在《要有光》里,梁鸿用近1000字记录敏敏如何被妈妈打,起因都是很小的事,敏敏认为是“混着她的私人情绪,她是发泄自己的不满,想通过打我引起我爸的关注”。那时,她的父母正闹离婚,有段时间妈妈几乎天天打她,扇巴掌、掐、拿《新华字典》砸,有时打完了又抱着敏敏哭。最严重的一次是小学五六年级时,她不想上补习班,妈妈在街上边走边当众不停扇她巴掌,还扯着她头发往家里拉。整个过程,爸爸虽然不在现场,但因为妈妈突然动手打她之前,他在和雅雅打电话,雅雅惊慌之下没来得及挂电话,爸爸其实听到了整个过程,但他就在电话里说了一句:“你们俩的事情你们先处理,我先挂了。”当时敏敏的绝望可想而知,从那之后,她就彻底疏远了父母。
“敏敏内心的话从来没跟妈妈讲过,因为和妈妈说不通。”梁鸿说,敏敏讲述自己创伤的录音,她反复听了很多遍,一度内心痛苦得不想动笔,“很多时候当孩子有心理问题的时候,会发现孩子和父母已经完全隔离了”。
丹县的写作也花了梁鸿很大的精力。她在乡镇卫生院精神病科见到一个花臂少年,身体单薄得像一张纸,胸前、腰侧、胳膊、腿上都是文身,有哪吒、云纹等图案。梁鸿花了很多时间和少年接触,试图捕捉他的精神倾向、情感状态,但非常艰难。他的表达非常冷淡和简单,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“我不知道啊”。少年的姑姑对他也不了解,告诉医生的信息是他从小没有母亲,父亲长年在外打工,小学成绩很好,但13岁奶奶去世后就辍学,一个人住,有时出去打打零工,不知怎么就得了精神分裂。梁鸿说,她和花臂少年接触了很久,也无法打开他的心扉,只有在说到奶奶去世时,他才第一次表露出真实的情感,突然说“我想哭”。
“看到少年我觉得是一种无边无际的荒凉,身边没有任何家人能让他体会到感情,他也不知道亲密关系是什么样子。”最令人感到难受的是,当少年的病在医院刚有所好转,他爷爷就急着让他出院去相亲。医生们分析,可能爷爷担心孙子住院久了被人发现,影响成家。“他的家庭状况如果不改变,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呢?既可以预料,也可能无法预料。”
几千年来都是那样说话
滨海和丹县都是梁鸿虚构的地名,只有北京海淀,她用的是真实地名。“三个地方的青少年心理问题,背后有不同原因。”梁鸿说,在滨海这样中等规模的城市,和父母的认知有很大关系。丹县的采访集中在农村,孩子缺乏的是关爱。北京的孩子出现问题,跟家长参与教育内卷有高度关联。“海淀区作为中国教育的某种核心地带,具有难以代替的象征性和隐喻性。很多海淀家长可能是世界上对孩子投入最多的一批家长,为了将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、享受最好的教育,不管是精神还是经济上,都几乎无保留地付出。”
陈清画就是这样一位母亲。儿子吴用从小读双语私立幼儿园,光是各种兴趣班先后上了近10个,另外还有数学和英语辅导班。吴用考上北京最好的高中后,为了上学方便,她搬到离学校只有5分钟路的“老破小”小区,两居室的房子月租就是1.8万元。从初一开始,吴用对数学产生强烈兴趣,陈清画想各种办法托举儿子,希望儿子通过数学竞赛进入清华、北大,直到他心理出现问题无法上学。
《要有光》中写了三个北京家庭,梁鸿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,“只有在亲密相处的过程中,他们才能把内心最深的话说出来。”书中,很多人感到震撼的一句话,是文丽说的“我看不起我的孩子”。她和陈清画是好朋友,与之相反的是,她不鸡娃,从小给孩子快乐教育和自由,结果儿子拿到爸爸工作单位的名额,读了北京一所很好的高中后,因为承受不了学校的压力,终于也在高二的时候休学。
其实,类似文丽这样对孩子非常鄙视的表达,梁鸿在滨海也听到过。丰丽是阿叔那边补习班的辅导老师,一做就是12年,见过各种家长。她告诉梁鸿,很多家长的容忍度极低,一旦孩子成为差生,家长的爱就变得非常有限,“极端地像丢弃垃圾一样,大部分家长则对孩子充满蔑视”。丰丽说,她在补习班工作的12年,也体会到人性的残酷、复杂和黑暗,颠覆了对父爱和母爱的理解。
不过,当家长亲口说出自己“看不起孩子”时,梁鸿感到心里一震,“她说出了我们每一个家长内心最深、最不愿意正视的一句话”。当时梁鸿还跟文丽确认,这句话是否可以写到书里。性格利落的她说,没什么不可以写的。梁鸿被对方的坦率打动了,她们一起分析了好长时间,探讨家长为什么会出现“看不起孩子”的心理。“文丽这句话几乎是内心深处一种黑暗性的东西,只有你关注到她本人的内心世界时,才有可能呈现出来。”
“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控诉原生家庭,分别从家长、孩子、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咨询师的视角写,是想让不同的视角形成碰撞,可以互相观看和互相打量。”梁鸿说,她写的不单单是孩子的心理问题,更是生活内部的思维问题,希望找到引起事情发生变化的那些节点,或者某种时刻。“那些节点就存在于我们最日常的话语和行动中,那些行为和话语,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,是细不可察的文化惯性、思维惯性,如果你发现好像自己也是这样子,我想可能这是思考的开始。”

《要有光》
梁鸿 著
中信出版集团·先见 2025年9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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