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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世锦:中国经济初步确立中速平台,高质量发展还要推动配套改革

第一财经 2019-06-16 20:05:40

作者:刘世锦    责编:任绍敏

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,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。深化改革任重道远,需要从长计议,形成正确的目标、机制、战略和策略。

党的十九大提出,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这是一个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判断。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、结构、动力和机制都将出现系统性转变。本书聚焦于高质量发展,首先,从分析经济形势入手,提出中速增长平台已经初步确立的判断。然后讨论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若干背景性因素、面临的挑战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重要配套改革等。

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

从2016年开始,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,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。从2017年的情况看,这个判断得到确认,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。

从我们开发的中国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预测系统看,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回升,终端需求增速依然下降,存货回升是需求侧走强的重要动因。存货在2017年二季度达到高点后回落,PPI(生产者价格指数)也跟着回落,利润增速本来也应随之回落,但受到环保督察等因素影响,依然保持高位,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下来的。从供给侧看,生产性投资增速依然下行,产出增加主要缘于产能利用率提高。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,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期待的大幅反转,回到7%以上甚至重返高增长轨道。

2018年上半年,终端需求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。终端需求中,房地产投资在扣除价格因素后,已经处在负增长状态,2018年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。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。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增量中是最大的,如果防控风险、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,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下降,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。另一方面,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,2017年底出现企稳回升迹象,有可能成为增长中的积极力量,但也不能期待出现以往那样的高速增长,借鉴国际经验,大体上也就是5%左右的增速。总的来看,中速增长平台大体上还是能稳得住的,宏观经济逐步进入我们曾说过的大L形加小W形的运行轨道。

重构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

实现高质量发展,在这个过程中,需要强调的是地方竞争机制的重要性。

地方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。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,这套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是有效的,不能丢,不应该丢,也丢不掉,但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、创新、提升。首先要重新构建地方发展的目标、评价和激励体系。GDP挂帅的局限性愈加明显,应成为预测性、结果性指标。用什么样的新指标,需要深入研究、比较。一个办法是设置一个新的主要指标,如就业;另一个办法是组合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,如就业创业、质量效益、稳定性、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,形成指标体系。在理论上,长期最优增长速度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。

与高速增长期相比,地方竞争的内容也将有重要调整,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;培育创新环境、聚集创新资源、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的竞争;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、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;“让人们生活更美好”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;以人民为中心,创造性、包容性、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竞争,如此等等。

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,既要支持保护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,也要倡导保护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。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,允许地方有较大的“自选动作”空间,允许有个性、有差别,允许试错纠错,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、模式和政策。

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

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,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。深化改革任重道远,需要从长计议,形成正确的目标、机制、战略和策略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,可优先推动如下一些领域的改革,使之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第一,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,着力降低土地、能源、通信、物流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。根据有关研究,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。其原因,除了资源禀赋外,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,竞争不足,效率不高。

第二,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。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,但加上各种收费,企业税费综合负担就相当重了。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,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。减税与税改结合起来,才能有效推进。一方面,应当把房地产税、环境税等征起来,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,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。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,相应降低企业上缴“五险一金”等的负担。

第三,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。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,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,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。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,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,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,从过剩的、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,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。

第四,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,提出乡村振兴战略,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。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。这些战略的实施,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,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,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、同等入市,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。

第五,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。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,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,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,包括研发、金融、咨询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等社会服务业。

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自然而然,而是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深化改革要有紧迫感,尤其要有历史责任感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,本文摘自《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(2018-2027)》一书导言,标题为编者所加,该书获评2018“第一财经·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”年度中文书籍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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